虽然当时的法学家以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几何学风格的法以及与新的科学理解相吻合的法律科学，但它并非关于现行法的学说，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法学说。
（6）通过协作减少成本、提高效率。（5）降低的数据管理、维护、集成成本。
为解决不同问题，就需要确定不同的目标，并采取相应的、针对性强的措施。[30]参见前引[14]，李重照、黄璜文。[26]参见前引[5]，第96页。数据治理内含对数据治理和用数据治理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从个体商家、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到地区和国家的政府，乃至跨越国境的共同体，不计其数的不同类型的组织或机构都有数据治理的需要。在数据治理这个概念最先出现的时候，这个决策和行动的主体更多是指企业，数据治理最早被企业所重视[10]，源于企业对数据资产的治理[11]。
[38]例如，新加坡银行协会2016年6月发布了《云计算实施指南》，而仅仅3年之后，该协会就对指南进行了更新升级，颁布了《ABS云计算指南2.0》。数据治理的普遍性、技术性、复杂性、应时性，都在呼唤硬法与软法的共同构建。[51] 近年，中国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对中国的权利观念史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
[61]实际上，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恶。[75]当今中日双方均有持此观点的学者，只是日本的土屋英雄对此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审慎的观点。[74] 梁启超对穆勒《自由论》的理解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缺陷，可能是因为他受到了当时日本的中村正直对穆勒《自由论》的译本——《自由之理》的影响所致。如果从中日两国有关自由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这个角度来看，以下三个方面便值得关注。
[67]参见安婧如，见前注[42]，第168-181页。第二，通过研究也可以发现，权利这个译语的创生或确立，未必精准地传达了该概念在西方语言中的原意。
这是由于权利概念的迻译在东方国家并无完全相对应的、足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这也导致权利概念作为译词也存在一些固有缺憾。关键是，梁启超通过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了一套具有思想个性的自由权利观。[15]大槻文彦：《箕作麟祥君伝》，丸善1907年版，第101页。[7]这里所说的《万国公法》，是当时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恵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1836年)。
第一方面是关于对权利的理解。[57] 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思想为之一变的面貌也体现在他有关自由权利的用语之多彩的盛况之上。摘要: 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构成该概念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段移植交流史。与许多法政概念不同，权利一语率先创生于中国，再为日本所引进，这一点可在日本历史文献中找到第一手依据，但考详其具体的移植回路，权利概念对中国而言也可视为一个特别的回归词。
[20]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津田真一郎的《泰西国法论》一书在日本的西方法政概念移植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传教士丁韪良虽然主持了该书的中文翻译，但初稿的完成获得了何师孟、李大文、张炜、曹景荣这四位中国人的协助，其校订也为陈钦等四位中国政府(总理衙门)的秘书人员完成的。
[7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31页。书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
然而，也存在一些概念率先创生于中国、再为日本所引进的个案，这就进一步突显了中国在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上的主体性。[26]沈国威，见前注[2]，第22-29页。众所周知，穆勒在《自由论》中深刻地论述了社会(society)与自由(liberty)的对立，为此反复讨论社会与个人这个主题，论述前者对后者所可正当行使的权力的本质及界限，并提出了防止社会性暴虐(socialtyranny)这一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面对的重大课题。第三，在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的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上，梁启超可谓居功甚伟，其自由 权利观的形成更可视为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初步落定的一个标志。权利概念输入近代中国之后，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主义观念。[18]王健，见前注[5]，第222-224页。
第一，在中日两国的西方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上，颇多的法政用语均首先得益于日本对西方法概念的迻译与创制，然后再流入中国，形成后者对西方法政用语的一种转继受。然而，正如已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显示的那样，权利这一译语虽在中国首先创生，但却由于在当时的中国缺少足够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实践，在其后的三十余年中，该词一直未能在社会上得到普及。
[25]津田真一郎，见前注[16]，第91―93页。而梁启超显然没有理解这一西方新时代思想的深层内容，以致在其视野之中，这个重要概念消失了。
梁启超对自由权利的理解也有独特之处。当代美国学者安婧如(StephenAngle)甚至指出，从近代中国在基督教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个人自主观念中读出权利，是犯了一个时代性错误,因为主张自由意志的基督教教义背后的观念是，一个人可以选择为善或为恶：一个人具有这种能力或权力。
与此不同，当今日本法制史学界则已有新说，有学者认为：日本在江户时代后半期，社会上已出现株分分限等用语，这意味着近现代式的权利意识已相当成熟，同时也是明治时期权利一词一旦成为法令上的公用语即以星火燎原之势被广为传播的一个要因。此书不仅是第一部由东方人系统转介西方公法原理的著作，而且较早采用、甚至第一次提出了数量可观的法政概念。[25]这些权利，实际上才是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相当于人权。最后以梁启超的权利观在日本的形成作为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初步落定的一个标志，进一步揭示该概念移植交流史的纵深构造。
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否定在这些概念移植史上中国主体性立场的重要意义。其后，引人瞩目的相关研究，可参见王健，同上注，第219-255页。
住居行动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陈敬第编：《法学通论》，丙午社1907年版，第105、112-116页。
在此方面，梁启超主要受到了日本学人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人的影响，并以日本为媒介受到了德国学者耶林的影响。[9] 在此情形下，当时的日本法政概念著名翻译家箕作麟祥遂于明治初年在受命翻译法国法律文献时，从汉译《万国公法》中借用了权利这一译语。
[8]中国使用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一词的滥觞即在于此。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申卫星，见前注[6]，第103-117页。[5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
[68]安婧如，见前注[42]，第168页。这显示了他受到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影响痕迹，其基本思路是：任何人都不是像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生来就享有权利，关键是看谁更为强大，为此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无可置疑地表示‘power含义的‘权力上。
[48]即使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时期，right的含义一般得到相当的理解，但民权的权之中，仍然不知不觉地存在着传统含义与翻译语的含义之间的这种混合。那么，当年，权利这个译语的创生与传播，在中日两国是否不具有任何的传统文化基础呢？ 这个追问首先在学术上可表达为：权利一词是否是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为了翻译西语right所铸造的一个新语呢？ 对此，日本一代法学巨擘穗积陈重曾经持有明确的肯定性见解，只不过他认为：权利这种观念于本邦人民所匮缺，无一事足以论证于我邦语上有符合英语right之言语。
今日已有不少人得知，明治时期的日本，曾经通过借用中国汉字翻译西方文献，藉此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学术用语的系统创制，建立了以大量抽象意义的汉字词为特征的近代词汇体系，并以相当程度的规模流入近代中国。这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使用的许多法政用语，大多均是转借于日本对西方政法用语的翻译，即对中国而言，乃属于对西方法政用语的二次继受或转继受。
